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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条上写的是一份情报，使用法语，拼写和语法几乎找不到瑕疵，据说是那个姓薛的业余摄影师的作品。情报揭露一条惊人的消息：摄影师跟踪白俄女军火商的一个朋友（马龙用铅笔在边上注明此人就是那个陈姓买办商人），发现他进入贝勒路的一幢房子。第二天，当他再次前往那幢房子附近仔细观察时，发现这幢房子里有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摄影师在报纸上看到过她，正是金利源码头被暗杀的曹振武的太太，这位太太在刺杀案发生后旋即失踪。

在这次暗杀事件中，最让少校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刺客对新闻报道的重视，他们——深入调查后发现那是个组织严密的暗杀团伙——事先就把消息透露给记者，随后又向记者提供一些文件，一份虚张声势的声明，加上一份故事大纲（以使报纸的说法和他们自己的版本保持一致）。这个暗杀组织不仅精心策划一起暗杀行动，更试图操纵新闻机构对消息的传播。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少校本人也大受启发。

后来在一次晨会上，他就对特务班里几个亲信下属说，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相。也许真相就是这一大堆文件，就是这堆剪报、审讯笔录，真相就是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就是由便衣包打听们每天上交的调查报告。简而言之，真相就是这些档案。

多年后少校仍记得，那些日子里，上海风雨飘摇。这可不止是比喻的说法。那年早春雨水特别多，周围省份频发水灾。直到四月初才放晴。当时，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萨尔礼少校负责的部门——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众人瞩目的要害部门。在萨尔礼少校的记忆里，他从来就没这么热门过。甚至连英国人也向他推心置腹。他的同行，公共祖界的马丁少校邀请他到乡村俱乐部共进午餐，烤得半熟的牛排和羊腰堆在一个盆子里，他记得当时还有一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员在座。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当马丁说到一些重要问题时——比方说双方共同建立某种情报交换的日常机制，他就变得愈发沉默，凝视他的酒杯和雪茄。很久以后，少校还记得一些租界传闻（在上海还有谁比他消息更灵通？），这位年轻人后来卷入到一起桃色事件中，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黯然离开上海。

马丁那天说，他希望萨尔礼少校把这理解为“达成某种私下方式的共识”。因为如萨尔礼所知——如今的伦敦被一帮鼠目寸光之辈占据，以麦克唐纳⑴为首。首相从前是外交界的圈内人，马丁转头看看那个年轻人，像是略带歉意。伦敦传说工党内阁里有苏联间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英国政府恢复对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正在从海外殖民地撤军。这从上海租界也能看出点迹象来，英国人似乎有意让日本陆战队代替自己执勤。所以，马丁说，莫洛托夫说得一点都不错，如今法国才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头号敌人。

他记得那块牛排足足有二英寸厚，用铜丝网夹在煤气炉上烤到三分熟，浇上鲜奶油汁，再浇上一些英国Lea　&　Perrings公司出产的Worcestershire　Sauce（中国人把它叫做辣酱油）。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他胃口真好，那样美好的岁月，他再也找不回来。奇怪的是，一旦离开那块殖民地，他的消化能力就大大退化。当年在上海，似乎人人都那么好胃口。

“因此，少校，一些老练的伦敦人士希望我们同法租界警务处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

是的，这是所有事情的起点。可这一切薛又怎么能知道呢？当时，他还是黄浦江边这块租界里的小混混。懵懵懂懂卷入一项对军火交易集团的调查中，像是误撞上蛛网的蝇虫，拼命扑扇翅膀想要脱身。

今年初，外交部通过私下渠道向少校发出一个信息，巴黎的说法是：至少要“策划一两次能够引人注目的行动”，以配合巴黎近来针对莫斯科的贸易禁运政策。和马丁他们的做法不同，法租界政治警察部门向来的政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殖民地警察的任务是保证商人们的贸易安全，商人得益，警察也得到自己那份利润，大家得利。能够同那些激进组织相安无事是最好的，少校有时候甚至认为，正是那些组织的存在，才让法兰西的海外殖民地变得不那么沉闷，不那么无趣。法租界从不理会英国人的那一套，公共租界想要抑制帮会势力的蔓延，清除赌场和妓院，法国人张开怀抱欢迎它们。公共租界和南京政府合作，逮捕共产党人，法租界则睁一眼闭一眼，故意动作迟缓，走漏风声，让他们撤退机关，转移账户。只要这些人不过分捣乱，不添麻烦，法租界警察部门就容忍他们。在殖民地事务上和英国人唱唱对台戏，刻意表现法国式的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