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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条。”后来，伊曼纽尔·康德更是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坚持世俗主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声称：“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2）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热烈欢迎儒家学说，是因为他们把理智而非神灵视为人类事务的指导原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欧洲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许遥遥领先，但中国有着“更加先进的伦理道德”、“更具优越性的公民组织”（以美德而非监护为基础）和“更加实用的哲学”，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等级制”。1759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一书，使欧洲启蒙运动中向往中国的情结达到“高潮”。根据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说法，伏尔泰在该书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乌托邦和开明专制的理想状态，并以中国作为镜子敦促欧洲的君主们进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开明的欧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写了《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书，这是一本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天主教会的固执与中国人的理性进行对比。

西方人经常发现，要理解宗教在中国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区别是很困难的。让我们根据耶鲁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记述，看一看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远东的经历。①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刚到中国之时，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高贵之人，他把头发和胡须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长袍。短短几年之后，利玛窦就发现这样做是多么地愚蠢，因为中国人并不高看和尚与圣人。于是，他开始坐着轿子到处游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贵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利玛窦后来于1592年在给耶稣会会长艾哥华的信中写道：“在中国，人们一听到外国人和牧师的名字就觉得面目可憎，我们需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面目可憎的牧师。”到1595年，利玛窦丢掉了和尚们穿的袈裟（这种服饰妨碍了他的传教工作），转而穿上了儒家读书人的服装。利玛窦一开始耻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灵魂不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儒家学派是“真正的文学殿堂”。但他最后终于发现，虽然儒家学说对上帝和来世持“一种最严格的中立立场”，但也有着强烈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正义感。与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一样，利玛窦最后认为西方应当从儒家学说中汲取营养。

上帝与外交政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从历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教影响的国家，都有一种向外输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冲动。英国、美国、法国、沙特*和伊朗等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至于英国和美国，也许是由于国力异常强大，它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识才得以在全球事务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此，当中国在*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3）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