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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一些###被救出后仍无法维持生活，结果又重新跌入危险境地。最后，陈鹤琴向大会介绍了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的情况。该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的国际性组织，专门从事慈善工作，由德高望重的熊希龄先生领导。该组织会员部分信仰宗教，以仁爱为原则，以服务为宗旨。自1922年成立以来，已在中国各省建立317个分会，在水灾、火灾和战争中进行了大量救灾工作，建立了5所孤儿院、14所产妇之家和175所施药所等。

在讨论在远东设立国际妇孺禁贩局的议案时，新加坡代表提出将该局设在新国，而陈鹤琴则极力主张设在中国上海，理由是上海是远东妇孺被贩卖数目最多的城市，是杜绝此患的惟一门径，设在他处与此问题的解决无大补益。香港之成为妇孺被贩卖的要港，即可为例。在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下，最终，大会通过决议，将禁贩局设在上海。据与会的关瑞悟回忆，在陈鹤琴等人的力争下，本次凡与中国有关的议案，“全没有使我国失去应有的权利及保障”。《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在爪哇期间，代表团一行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作了多场演讲。听演讲的对象包括商人、教员和小学生等。与其他人所介绍一些唤起对祖国认识的事实不同，陈鹤琴的演讲更为诚恳、动情，详尽地将祖国的可爱之处展现出来，使台下渴望了解祖国情况的华侨十分激动，不少华侨纷纷表示要将子女送回国内读书，将来能为祖国出一份力。在巴达维亚城举行的演讲会前，陈鹤琴胃病发作，疼痛难挨，但他仍然坚持着下床，托人将自己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带到会上念。他对同行的人说：“得到在华侨中宣传的机会太不易了，做教育及社会福利的人，应该尽量去利用它。”

回到上海后，陈鹤琴四处奔走、多方努力，与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成立了禁贩妇孺问题的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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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争与儿童（1）

1932年淞沪战争打响，日军炮火危及上海大夏大学校舍，幼教科即将停办，陈鹤琴找到在该校幼教科担任教师的钟昭华，希望她前往南京担任鼓楼幼稚园主任，这使面临失业的钟昭华喜出望外，同时，她又感到有些忐忑不安。早在1923年鼓楼幼稚园初办期间，钟昭华曾来园短期任教，陈鹤琴对她有所了解。鼓楼幼稚园在国内享有盛名，又是陈鹤琴从事教育研究和实验的基地，而陈鹤琴自己在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任上，无法分身，只能定期去宁指导工作，因此需要一个全面负责和主持园务的主任。陈鹤琴直截了当地对钟昭华说：“这次我决定请你到鼓园去全面负责，担任园主任工作，是因为鼓楼幼稚园需要整顿。我认为你是最适当的人选，而且我也相信你可以把工作做好，并且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钟昭华曾回忆：当我最初重返鼓园时，我的最深印象是园舍如旧，大班幼儿已经升入小学，只剩下小班的幼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886年7月。钟昭华到任后，立即着手扩建园舍，扩充招生名额，增聘教师，充实设备，布置室内外教育环境，搞好一切基本建设。过去，出于实验研究的需要，鼓楼幼稚园在园幼儿的数量一向不超过30名。钟昭华与陈鹤琴商量后，决定破例扩招，分大、小两班。据记载，当时要求入园者众，在园幼儿数量从起初时30名，陆续增加，最多时达到120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4名，她们都曾受过幼教专业教育，分别来自杭州弘道幼师、南京女中幼师和南京晓庄师范。

钟昭华写道：由于幼儿数的增加，相应增加幼儿午睡的地方和两个班级活动室，从1933年起，先扩建假三楼以解决午睡的问题，1935年扩建了大礼堂，平时用活动木板隔成两间活动室，开大会时，就拆去木板，作为集体开会的场所。《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886年7月。为了园舍的扩建，陈鹤琴几次来宁，并召开家长会，与家长们共商扩园工作。家长们自动组织起来，广募资金，就连盖房的建筑设计工作，也是由家长承担的。幼稚园的许多教学设备，如唱机、收音机、摄影机、钢琴和海氏大积木等也都是来自家长们的赠予。幼稚园与家长的这种联系，不仅满足了教学上的需要，也使家长们对幼稚园的发展更加关心。

按照陈鹤琴的办园宗旨和主张，要让幼儿的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吸取新鲜空气，在日光下游戏活动，以保证幼儿的健康。由于园舍的容量有限，幼稚园经常组织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