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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二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汉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汉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上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郭，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无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说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人民都欢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