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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认为“尚非其时，亦非其地”。可是老蒋（介石）则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于７月１４日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最高权力机关。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听从蒋某人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蒋介石把“王冠”夺回，从幕后走到台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当仁不让。

评析：

蒋介石在最高权力宝座上，曾几上几下，几伏几起，始终没有放弃权柄。即使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仍能把失去的“王冠”从李宗仁手里夺回。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政治圈内的政敌不精明，而是因为蒋某人太诡诈；他弄权的本领加上垄断的政治资源，一直使他在权力角逐场保持着绝对优势。

蒋介石是把一个又一个的李宗仁们压倒，但他在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权术完全失灵。其根本原因是，权术的功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权术碰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失去了它的魔力了。“权术”不能违背“天意”，所谓“天意”，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民意”，是“民心的向背”。毛泽东的事业得人心，所以必胜无疑。

术篇第87节　幻想国际公理（1）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自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蒋介石比较喜欢仰仗国际势力解决他在执政中所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在国际争端中也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他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发迹与攫权，下台与复出，崛起与沉沦，辉煌与尴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迹。他的成与败，与国际交往不无关系。

然而，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的成功，并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为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乃至于一个家族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来所言，是“跪着办外交”。就总体而言，蒋介石的外交谋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术”。他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命运。

守株待兔，幻想国际公理落空

“守株待兔”源出于《韩非子&#8226；五蠹》，这一典故说的是一个农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来，几乎是老幼皆知。这个成语实际要比喻的是，不知变通或妄想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用这个成语来评判“九&#8226；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作为并非夸张。

事例：

１９３１年“九&#8226；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无为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与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相适应，提出了怪异的对日“四不”外交方针。

九&#8226；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和宣战。蒋介石对于这种正义要求，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责，称这是“绝路”，是“自取灭亡”。在他看来，民众不要要求高了，“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立丧权割地之条约”，其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迅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这一大段话只不过是一种托词，随后他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称这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蒋介石的“四不”对日外交方针如同日戏，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朝廷一个封疆大员在广东被英军掳到印度关在大牢里讲过类似的话语，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保持民族“气节”的一种托词。而堂堂的最高当权者以“四不”作为对日外交方针，实际令一切爱国的、善良的国人费解。“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误国之策。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声称要“入山静养”，实际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针。担心接替他执掌南京政权的孙科、陈铭枢会“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只有自己重掌大权，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才能“挽救危机”。蒋介石的“四不”的对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