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部分 (第1/4页)

二年（905），“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

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的内容，据李锡厚和曹流的考辩，实非讨伐刘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后阿保机并未遵守盟约。据上引文，阿保机与朱温的最初往来，即发生于云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从《辽史》来看，似乎朱温篡唐后急于得到契丹的承认，再次伸出橄榄枝，而契丹对朱梁的频频示好似乎并不热衷。不过，在中原文献中，天祐三年朱温遣使契丹全无踪影，四年契丹与朱梁的往来也完全是另一副图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综论：

（云州盟后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及《资治通鉴》，前三书均作梁开平元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鉴》曰五月。据《册府元龟》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辽史》记天祐三年朱温遣使至契丹，恐非无中生有，可能是朱温在得知李克用与阿保机结盟后，急于拆散这一同盟，故此笼络阿保机。中原文献不载天祐三年事，应当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举。这一态度可以得到《册府元龟》的验证。该书纪开平元年五月契丹来使后曰：“契丹久不通中华，闻帝威声，乃率所部来贡。三数年间，频献名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绘成了敬仰上邦之蛮夷，主动朝贡，恐非实录。结合中原与辽朝文献，我们其实大体可以推断，在朱全忠伸出橄榄枝后，阿保机之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

在李克用主动示好后，阿保机并未如约出兵攻梁，反而背盟与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对中原局势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机虽是偏处一隅的异族，但就此看来他不仅对唐王朝即将覆灭有所预期，而且对唐末中原的混乱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可能是因为看出，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朱温，在这场较量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他选择了依违二者之间。在天祐三年朱全忠来使后，阿保机认为时机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遥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锡厚指出，阿保机之所以能代痕德堇为汗，在于其在中原声威的增长。根据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温竞相笼络阿保机，的确可以支持这一论断。

梁开平二年（908，即阿保机称可汗第二年）阿保机遣使至梁求册封事虽不见《辽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见于《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当无可疑。不过，由于他并没有兴兵攻晋，封册一事就此作罢。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机与朱梁仍有较多来往。同时，他也并未与河东李氏决裂。据《辽史》，辽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后，阿保机“遣使吊慰”。而据《旧五代史》，其时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际，李存勖向阿保机求救，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许出师。会潞平而止”。“许出师”云云，疑是敷衍之语，不过这也说明他认识到朱全忠虽能废唐帝而自立，但恐尚无能力统一中原，因此仍然选择依违二者之间。

梁乾化二年后，史料中再也见不到阿保机遣使赴梁的记载。同时，我们也看不到他与河东有何联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阿保机转而臣服李氏。这是为什么呢？朱梁自立国之日起就与沙陀李氏连年交兵，乾化元年柏乡大败后一直处于劣势。乾化二年，梁太祖为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乱，其前景更为阴暗。但同时，河东李氏也还没有能力在这场纷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形势可谓一片混乱。阿保机乾化二年后既不朝梁也不聘晋，不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踪中原局势的发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称帝的念头。

但此时阿保机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战其权威的还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稳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机诸弟三次叛乱，他的政治前途险象环生。太祖七年诸弟之乱平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