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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仁却又高过侯贵卿一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也好，“站队亮观点”也好，参不参加武斗也好，在青年点和谁交朋友，团结谁，打击谁，都是两人一起分析，一起商量定夺。司马仁一讲自己的主意，侯贵卿立即说：“有理，有理！就这么办！”

两个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家庭：侯贵卿的老爹兼岳父，是军队的高干，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地方“支左”；而司马仁的父母却是个平头百姓。二人虽然都上了大学，可是侯贵卿是“指名推荐”的，而司马仁却是靠自己考取的。他们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等，一是因为侯贵卿老爹的关系，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侯贵卿不仅没有“打砸抢”行为，还设法保护过老干部。所以他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火箭似的直往上窜。到了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又负责了一段落实老干部政策工作，很快升到副部级。在给他配备秘书时，他不忘旧友，想起了老同学司马仁。因为目前他面临的形势，担当的任务，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过去更为复杂，如果有司马仁当他的秘书兼高参，就没有可比的人选了！现在他既然有了权，向组织部门要谁当他的秘书，真是易如反掌。

他一句话就把司马仁调到身边。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地位和智商现在倒了个儿。

原来司马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一下调到当年的好友如今的副部级主任身边当秘书，司马仁千恩万谢。侯贵卿对他讲：咱们两个对外是上下级，“对内”还和过去一样：好朋友！

司马仁更为感动：升官而不忘旧情，难得！如果司马仁从一个宣传干事，从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升到局长……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办不到的，越往上，像运动员创纪录似的，竞争越激烈，也许在一个“干事”的岗位上，他要碌碌终生。而给侯贵卿当秘书呢？三年，四年，顶多五年，也就有上天之日了。他相信，侯贵卿绝对不会亏待他。

侯贵卿和司马仁的亲密关系，从相互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青年点时，司马仁称侯贵卿为“大哥”，因为“司马仁”这个名字叫起来太咬嘴，侯贵卿叫他为“小司”，慢慢变成“小四”加个“儿”韵，就是亲昵的“小四儿”。

现在，在公众场合，他尊敬地称侯贵卿为“侯主任”，私下还叫他“侯大哥”或“猴儿哥”，而侯贵卿在公众场合叫司马仁为“司秘书”；私下亲热地叫他“小四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成“老四”，司马仁私下则叫他“大侯”。

司马仁向侯贵卿建议：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当官必得有威信。威信二字嘛，有威，又有信。威，首先你要是说了算，说了有人听，要让人怕你，谁不听话，思想不解决问题，就组织解决问题换成自己的人。信呢？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这和侯贵卿老岳丈的教导是一致的。所以，侯贵卿把“威”放在第一位。在公众场合，侯贵卿架子十足，训起人来，不管你的官多大，只要比他侯贵卿小一点，违背了他的意志，批评起人来，就和训三孙子差不多。许多人都怕他。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在一个单位当头，没有人怕你，你这个当领导的，就不算有威信，什么事也干不成！

侯贵卿调到省委后，第一件事是要把他的夫人调来。妻子是不能容忍和他两地分居太久的。

原来菁菁在国务院某部是一个处长，调到省里作为副局长，算是提半格。按照菁菁的意思，她要到外贸局当副局长。可是，外贸局已经有三个副局长，没有“凳子”了。

省委常委讨论侯菁菁的工作问题时，侯贵卿是副书记又是常委，他打了主动仗，说：侯菁菁同志是学经济的，她到外贸局工作比较合适。

侯贵卿给张敬怀抛了个难题：搞外贸，可以经常出国，弄点外汇也容易。现在有好几个“关系很硬”的人，找过张敬怀，要到外贸局任职，张敬怀都顶住了。

这不，又加进来一个侯菁菁。张敬怀不便当面拒绝，打了个“太极拳”，说：“现在有好几个人要到外贸局，我们专门讨论一次，综合平衡一下再定吧。”

侯贵卿知道，张敬怀采取的是“拖”的策略，但是暂时也不便说什么。这就为两位领导的矛盾埋下了种子。菁菁的工作安排搁浅了。

侯贵卿回家，菁菁问起自己调到外贸局工作的事，侯贵卿如实回答，她向丈夫小小发了一顿脾气：“你这个人呀，真是窝囊。亏你还叫过’　大圣‘　！造他的反嘛！”

不久，妻子的事，侯贵卿还是办成了。原来是秘书司马仁经过和省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