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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炮齐发轰他娘的威风，可是上面有上面的打算，军令不可违啊。”

张启忠轻轻抹了把冷汗：“卑职就想问这道军令有什么深意。”

“鸟个深意。”田超粗鄙的说着。“跟你想的一样，就是为了跟陆师抢功，为了证明咱们水师也有能力打陆战而已，却一脚把你我兄弟踢到了这里。”田超的牢骚还没有说完，后队上来了，一名从七品护军校尉和两名正八品修武副尉看到田超坐在路边，急急靠了过来。“晦气。”张启忠不过从九品不敢接话，却也知道这话是冲着本队的监督而来的。“张启忠，你也休息够了，带上你的人先行一步。”张启忠当即应声而去，此时就听田超冲着赶来的几人说道。“让后队赶快休息，争取下午进崖州城”

琼州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但独坐钓鱼台的郑克臧却在为解决新移民水土不服、疫病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太医院。

中国古代的药政管理最初始于周朝。《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注：共通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疮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里所说的医师，为众医之长，掌管国家医药卫生的行政事务。府为掌药物、器械人员；史掌文书和医案；徒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及制药。

秦汉两代承继周代的体制设置太医令和太医丞掌握医药之政令，太医丞之下还有药丞、方丞各一人，其中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此外还有本草待诏、医待诏、典领方药、中宫药长，尝药太官等医药职官。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开始在太医署下设立专门的药藏局，出现了专门的负责药物收发、存储管理的人员。其中，唐代药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剂、医药之事、丞则贰之。而与之前朝代的太医署不同，唐代的太医署既是国家最高医疗机构，又是医学教育机构，由行政管理、教学、医疗、药工等四部分人员组成。专设“诸医药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医师二十人。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唐朝医药管理机构及人员分工细化，职责明确，医药教育得到发展，医药人员均“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

时间推进至宋代，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医药管理，改进了太医局管理体制，专司设立了翰林医官院，专管医之政令和医疗事务，并有专管药政的机构“御药院”、“尚药局”，其中御药院保管国内外进献的珍贵药物，专为皇室贵族服务，而尚药局是为最高的药政机构，至于原来的太医局则专管医药教育。

北宋施行王安石变法之后，推行新政，按“市易法”设立了国家的药物贸易机构“官药局”，后改为“太平惠民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药局，也使药物管理纳入国家法制管理的范围，由国家控制药物贸易，实行专营，制止商人投机，对制药实行监管。“官药局”创办后，率先颁布了药物标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推行了成药，降低了药价，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疾病的救治、药物的贸易发展等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宋代还曾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及医疗事故的责任，凡利用医药诈取财物者，以匪盗论处；庸医误伤致人死命者，以法绳之；主管官员不恤下属病苦者，亦予惩处。

到了元代，蒙古人占统治地位的大元朝廷在设置御药院、典药局等管理机构为皇室贵族修制御用药物及和剂的同时，还设置有面向民间的药政机构，如“广惠司”、“广济提举司”、“大都惠民局”、“回回药物院”等等。

到了明初，朱重八先是设置了医学提举司，洪武三年（1370年）后又在太医院下设惠民药局、生药库，局库各有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其职责为“凡药，辨其土宜，择其良楛（楛：恶也，劣也），慎其条制而用之。四方解纳药品，院官收储生药库，时其燥湿，礼部委官一员稽察之”

事实上明郑自跨海收复台湾之后就因为海岛苦疾、缺医少药而十分重视医疗的问题，不过在郑成功时期主要是以军医体系为主。到了郑经开拓台湾时代，随着入迁军民逐渐扎根以及人口滋长，简单的军医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因此，郑经便重设了太医院来主掌明郑的医疗。不过，正当明郑医疗制度日趋完善之际，西征大陆打断了这一进程。此后，随着连绵的战事，太医院始终未能完善的运作起来，只是担负着为郑克臧及明郑高官显贵们的医疗等一小部分责任，而现在却是该到了纠正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邵掌院。”郑克臧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