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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各期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收入或者只有较低收入，人们进行的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收入下降，则又进入消费增加的负储蓄期。

现代消费理论揭示了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是：　长期的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结构变动。那么，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释中国近期的高储蓄率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激增至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现象的重要基点。

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显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这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大幅下降到世纪之交的，人口红利使得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显著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其二，计划生育使得子女数量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即子女赡养父母。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不另类‖

按照现代理论进行合理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近期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60年代冰岛的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冰岛都是OECD国家中最低的。冰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万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表11居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国家年代储蓄率（％）经济增长率（％）未成年人口比重（％）1中国1958—美国1990—中国1990—冰岛1960—日本1971—意大利1960—资料来源：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生命周期理论与中国的居民储蓄》，《比较》第22辑。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储蓄者。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且人口结构也令人满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日本人的储蓄率水平也与中国不相上下。有人会说，毕竟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是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就驳斥了这种简便的解释。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与儒家文化相差甚远。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率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世界上也不乏储蓄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就整个国民储蓄率（中国1982—1988年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储蓄国家（同期为％）。当然我们可以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外，因为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强制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要求所有的在业人员必须将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缴入其公积金账户，用于养老、医疗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博茨瓦纳是一个更具比较意义的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82—1988年间的国民储蓄率达到％，超过了中国。

总之，我们不能一边抱着过时的理论，一边对中国的储蓄率惊诧不已。中国的情况并不另类，并且，我们不需要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来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作出牵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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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1）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急速发展，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新的课题：　如何处理增长带来的问题。显然，没有经济增长的策马扬鞭，长路急进，就不会有流动性过剩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资产价格膨胀问题，也不会有环境问题，这是值得欣慰的一面。因此，完全可以将之称为“成长的烦恼”。但令人担忧的另一面是，如果不能成功处理这些“成长的烦恼”，过去的努力和成就或将付之东流。熊彼特曾用“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来定义经济发展的特征，但如果中国泛起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破坏和更少的创造。

中石油在内地首次上市的万丈光芒，极佳地诠释了中国今年所处的这种微妙境地。在万众瞩目之下，上市近8年的中石油于2007年11月5日回归A股市场，首日暴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