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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里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读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

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孙玉石：《“如歌”的岁月里》，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页10—11，页12。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4期。；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北大文艺动态一瞥》，《红楼》第2期、第3期。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3）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5年创刊，初为32开本，1956年改为16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1—522。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的。

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又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3。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五十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