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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彩排时萨特心情十分紧张。由于《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几年来,萨特的对头一再嚷嚷:“萨特才气已尽,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他的朋友也告诫说:“赶快再写一出戏!因为上一出戏失败了,你不写,就再也不敢写戏了!”萨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在乎自己作品可能产生的反响。

9月23日,这个剧正式公演,萨特心里忐忑不安。开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会儿步。附近一幢楼房着火了,他们站着观看消防队员灭火。回到剧场,他们分别在这个那个包厢站着,断断续续地看着戏。演出结束时,后台和化妆室挤满了人,都是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观众十分喜欢这个戏。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

萨特写这个戏剧时,曾打算用另一个剧名《输者赢》或《赢者输》。显然,刺激萨特写这个戏剧的最直接的动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把剧的背景安放在德国,是因为如果正面触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暴力问题,这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上演,剧本会被扼杀。而当年法国同德国对峙的局面正像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相对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别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剧中主人公弗朗兹是一个大造船主的儿子,从小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既十分高傲自负,又具有清教主义的道德。战争期间父亲同纳粹合作,弗朗兹颇不以父亲的行为为然。为了赎罪,他收留了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波兰囚犯。在父亲的干预下,纳粹分子没有追究这件事,但要弗朗兹立即上前线作战,而那个波兰囚犯被纳粹当着弗朗兹的面杀害了。

在前线,弗朗兹本想以一死来赎父亲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阵亡,反而一连得了十二枚奖章。最后他所在部队被切断联系,他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长官。这时,他充当了施刑者,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对当地村民施行了残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而他一人逃回德国。

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妹妹莱妮帮助他制造假像,让他在梦幻中扮演一个拯救德国的英雄角色。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在弗朗兹隐居13年后终于见到儿子,向他说明真相。他们驾车向易北河开去,一起死在这场人为的车祸中。与此同时,客厅里正播放着弗朗兹留下的录音:“未来久远的世纪啊,这是我的世纪,孤独而畸形,他是被告。……这个世纪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如果人类不被自古以来的残暴之敌盯着的话。这敌人发誓要毁灭他;它是无毛、邪恶的食肉野兽,它是人自身。……”

观众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起先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谴责剧中人如弗朗兹,因为他是杀人犯和刽子手。看到后来,观众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德国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杀人犯,他们也是刽子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时代,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帮凶,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谁都不能自称无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来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有一种承绪关系。而这个新的戏剧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良知与冷酷、神性与兽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堕落、沉沦、异化,从而充分实现自身的自由。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觉得很不满意。那里面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采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学性。因为这时他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是在向文学告别,而《词语》正是一种向文学说永别的方式。他应该在《词语》中同时实现它、解释它和离开它。

萨特此时的心态较为复杂,而复杂往往是成熟的表现。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在改写时十分注意作品的风格。对萨特来说,《词语》中有许多最为讲究的段落。他在这方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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