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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隐藏在历史身后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具悲壮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而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名与实　四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这是管子之后的老子在《道德经》上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水是柔弱的，正因为柔弱，所以它是最大的强者；水是卑下的，正因为卑下，所以它无所不聚。水的聚与盈皆来自于它的平淡本性，由于其性平淡，才永不自贪、不自居、不自骄，使万物之所生，并成为万物之所归。水流生万物，水流化万物，水流而使万物归于水。因而，万物皆流，无物不变，乃水的特性使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看上去，老子这一段话是在谈论水，其实，这也是世界的至理。只有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才能得明大道，才能出现无我无私，天人合一。

管子的有关文章，虽然没有谈论到水，但从管子的所作所为来看，分明能感受到水的力量——任何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密切相连的，管子与老子的思想也是这样。在我看来，管子与老子的思想如出一脉，从他们的思想中，明显能够感受到淮河水的波光潋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与德　一

在淮北平原上信马由缰，让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那种无所不在的鸿蒙气象，既博大又深厚，既丰富又杂乱。那一种大象之气总让人有难以捕捉的困惑和胆怯，像漫天飞舞的灰尘，又如旷野里无处不在的朔风。

是的，老子就是风。无论是老子的思想，还是老子本人，都如风一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孔子在拜见老子并恭恭敬敬地向他讨教之后，曾这样评价说：“鸟，我知道它能飞升；鱼，我知道它能游水；野兽，我知道它能奔跑。奔跑的野兽，能够被网捉住，游水的鱼，可以被钓钩钩住，飞行的鸟类，可以被箭射中；至于龙，我就不知道，恐怕它可以驾着云而升天，今天我见到了老子，他大概就是龙吧！”

孔子对老子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龙是离不开风的，龙盘旋起来，便有大风扶摇。在现实当中，可以说，孔子是失败者；至于老子，则是一个逃遁者。逃遁同样是因为失败，但失败者心中痛的积淤和迂回，却是逃遁者难以深切感受的。对于老子，孔子当然是难以理解的。这样的隔膜，还有地理方面的原因—孔子居住的地方，属于北方，缺少水，更有着中原的喧哗和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