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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住着时，一达工作忙，顾不上来看我。原来说派个小鬼到医院来，后来也没来。生完了后，一达来医院看过我一次。那年代，我们那群产妇，没有人想到过生孩子时丈夫应该在身边什么的。过了几天，这群产妇一个一个都出院了，大夫也让我出院了。

回到宝塔山上的家里，已经进入北风呼啸的季节。可是我们挡风用的门帘子被人偷走了。但比起在乔儿沟，享福多了。因为组织上发了炭火盆。张一然同志看我们有月孩儿，便说他不烤火，把他那份炭也给了我们。我们因此可以多烧些炭，把窑洞里烧暖和些。不过，月子里要上厕所的话，还得出门外拐到山坡下。呼啸的寒风，吹得人很冷。

大女儿就这样来到世上。因为她是在乔儿沟出生，我们就给她起名叫“乔乔”。

三个月后，乔乔就离开了她的出生地。1949年初，快胜利了，组织上让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让一达参加当年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就带着大儿子延风，组织上给雇的保姆唐来春抱着乔乔，跟好多人一起坐上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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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宗璞戏称延风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建国后我又生了三个孩子，条件一次比一次好。在天津工作时，生了小女儿津津和二儿子明明。在保加利亚工作时，生了最小的孩子——小儿子卡林。那是我的第五胎，一点儿没受罪。条件之好，比起在延安，真是天上地下了。

大女儿乔乔后来在北京上了育英小学。她从小能歌善舞，很有艺术天赋，体育也好，个子不高，到了中学却是校篮球队主力，还是乒乓球三级运动员。多年后随丈夫住到美国去了。小女儿津津也在育英上小学。那时她们俩每个星期六一起从学校回家来，总特别高兴。看见我在洗洗涮涮，津津就抱着我的腿，抬头望着我，说：“我的勤劳的妈妈，我的勤劳的妈妈……”我虽说劳累，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孩子多乖呀。津津后来当过记者，又随丈夫去深圳发展，非常能干，成了优秀的企业家。我的二儿子明明小时候最乖。星期六去北京芳草地小学接他回家，在车上，他看见绿灯，就说：“妈妈，绿灯可以回家。”孩子喜欢家，我心里满足极了。回到家里，给他一张纸、一支笔，他就能自己趴在桌前，画这画那，一画半天，真坐得住，一点儿都不淘气。这孩子到现在还是坐得住，自己搞陕北文化历史传承的研究。小儿子卡林从小爱学习，上学做作业一类事情，从来不用父母操心。他后来成了科学家，在加拿大搞地球物理。

孩子们小时候的时代，不讲消费，育英小学和芳草地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要艰苦朴素，穿衣服最要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的衣服上，总有补丁，过年才可能有新衣服穿。老师还教育孩子们仔细、节约。津津在育英的班主任老师叫朱凡，有时候周末，她怕孩子们把节余带回家的粮票弄丢了，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都给他们缝在衣襟里。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带组织关系，怕丢了，就都是这样缝起来。朱凡老师是从西柏坡走来的，带来了老传统。

我差点儿送给老乡的大儿子延风，长大后做了几十年少先队工作，成为青少年教育专家。他当过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那时候北京有八十万少先队员，延风的表姐宗璞就戏称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看着延风整天忙来忙去的，我想起：当年黄灼为革命工作，在延安送出去的那个孩子，抱到老乡家不久就死掉了；白焱送给老乡的女儿，建国后找到了，曾接来北京同住。但女儿不习惯城市，又缺少与生母的亲情，住了不久，竟自回陕北农村去了。

2002年，延风和乔乔到延安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当年的延安中央医院，还有大门洞立在村口。延风站在那里，可以远远眺见山上的排排烂窑——那些从前的病房。而当年的产房，已经夷为平地，不见踪影。乔儿沟村里，当年的临时医院，毫无记载，乔乔只能看着旧屋错落，猜测当年产房。而那寒冷的病房是哪一孔窑洞？已经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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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王克明

一

2005年6月，我开始帮母亲整理记忆。那年，我的大姐一家，邀母亲和我去美国他们家，开始这件事。我带着录音笔到了新泽西，八十五岁的母亲则带着记忆，坐在了我对面。以后，在三万字笔记的基础上，我向母亲提问了五年。母亲的记忆闸门，不是豁然打开的，所有的故事，都如涓涓细水，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