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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业化时期的重现。这里暂且不做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这需要专著论述），我臆测，中美两国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是一种人类活动特有的现象……我们可将之标榜为为经济发展而建立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具有法学博士学位的美籍政治学者，我发现很轻松就可罗列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众多问题。虽然这样评论发展中的中国可能有些冒犯，但是这并非对于这个管理着56个民族的中国政府的指责或蔑视（因为许多问题是历史环境造成的）。

经济自由会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进而破坏社会和谐（按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定义）吗？

国家决策者如何协调中央政策和企业领导的利益，同时又在依赖投资和生产的市场领域内促进价值的创造呢？

以购买汽车的自由为例。它到底是一种经济自由还是由国家给予的一种特权呢？此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有无可能就是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一种自然演化呢？

就以上任何一种情况而言，核心问题在于确定该交易的本质和与其相关的交易结构。

我学习并从事了近20年的投资金融业务，逐渐懂得了“转化的艺术”。“转化的艺术”涉及一些必须达到的标准和必须实施的做法。本书着力帮助读者理解并掌握转化的艺术，使其能够灵活运用。

中国的企业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提高管理技巧和改进管理作风。这个方面的最高境界已经由通用电气公司的前CEO杰克？韦尔奇在他的著作《赢》中阐述得十分清楚。韦尔奇先生每天日理万机，事务繁杂如同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可他总能够把握全局。他不仅是位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在著作中也同样成功地提出并令人信服地解答了这些问题。故而在此我无须赘述。

对于那些来到中国寻求投资并受益于“互利互惠关系”的“老外”，可能我也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因为中国提出的“互利互惠关系”是在其政治经济模式基础上设计和构建的。顾志斌和马文彦等人的著作，已经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逐渐变革的中国投资银行的有机运作方式。

但是在此，我希望与读者探讨和分享我的中国结拜兄弟涂先生赖以成功的智慧和理念。作为华中地区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和私人放贷者，他很乐意同我这个外籍专家客人交流他在金融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成功经验。

涂先生和我分享彼此的信念，令我受益匪浅。这个过程促使我对自己的美国家庭历史理解更深，也使我丢掉了一部分美国人特有的自我中心意识。

从此我转换了思维，经常为我的行动和反应规避风险以防遭遇损失。在这之前，我有时直线思维，有时在因果关系的思考中绕圈子；可是现在，我不再臆断或自以为了解某一个交易的本质和结构——包括买卖汽车或者转移股权。

不论是（1）对有意投资外国市场的中国控股公司进行尽职调查，还是（2）为某个商业调查和安全保障计划考虑交易和操作的合作方案，我都会试图确定某一投资或交易的底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刚到中国那几十分钟的经历，每每哑然失笑。一方面，作为新来者，我对环境和政策陌生，难免迷惑和顾虑；另一方面，老练的王泰助我顺利过关，达到了目的。这一经历时而令我犹豫驻足，时而又给我信心向前。

我到中国最初的几十分钟就做了一笔交易。细细想来，王泰能够发现和抓住机遇，并转化为价值：他将我引到那一辆出租车，带我到想去的地方，最后让我这个老外高兴地付给他一百美元小费——当时相当于八百元人民币，是武汉建筑工人平均月收入。他没有冒风险却完成了交易，挣到了钱。

交易的底线是什么呢？就像做公司尽职调查一样，当我逐项审视这笔交易时，看到了这个社会中的互利互惠。亲身经历中国日常生活和其中智慧，我体验了转化艺术的简单形式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运用。

就是在这些关键的（从机遇到价值的）转换时刻，聪明人会发现何时应规避风险套利保值、又如何做到这一点。王泰不仅自己规避了风险未受损失（起码他没开黑车、没违规冲岗），还通过同警察交流，让我免受警察的盘查，并将我带到他的酒店。这里我们目睹了一笔交易的底线：互利互惠。他可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投资银行家了——巧妙地借机挣钱（将机遇转化成价值），上演了“转化艺术”的一场好戏。

序：宽广的视野，独特的视角

宽广的视野，独特的视角

我认识Douglas　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