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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在里面赌个够，可就是不给饭吃。此举一出，弄得那些好赌者人人自危，个个悚然，不敢再赌。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给农民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扶植小农。

朱元璋大兴狱案杀死的十万多人中，大多数都是朝廷官员及民间富裕大户。对农村占有田土的地主，规定了许多义务条款，严厉限制他们的家财膨胀。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人人富裕的社会，而是要将所有富豪变为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追求一种人人都是自耕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唯农村，他也试图努力将整个中国大地变成具有田园风光的乡村社会，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部农民化。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时代，更无法摆脱“农民出身”这一局限。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那些属于复杂劳动范畴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一些寄生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尚。即使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还固执地认为唯有他们的职业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人，天下人都得饿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农民进城后不禁疑窦大生：“那么多人游手好闲，也不知他们哪来饭吃，空着肚子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呢？”

农业、农民，是中国永远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当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历史车轮，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对世界的认识，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对外界的陌生恐惧及短视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民间自由贸易交往，曾下达过六次禁海令，“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贸易。他说：“朕因为海道可以沟通外国，因此禁止中国百姓往来，如果不禁止告诫，那就会使人人都为利益所惑而触犯刑律。”

他命人编定《大明律》，又亲加裁酌，作为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维护君主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13）

他以农村春耕秋收、四时循环、万世不移的固定模式为本，将明代的基本国策用《皇明祖训》固定下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朱氏后代子孙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稳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因此，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活而治国，他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制定得相当全面而详尽。然后，他嘱咐道：“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颁行时，他又对礼部训令道：“后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论。”世代在发展，却为子孙后代制定一些条条框框，墨守成规，也就难怪明朝时期，中国文化即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他在提倡节俭勤劳的同时，却将皇族集团变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朱元璋规定，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朝廷支给。凡出生的皇族成员，所有生活负担及死后安葬全由朝廷负担，一生都被国家给“包养”起来了。法律规定，皇族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为吏，也不许做工务农经商，只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空度时日。而皇族成员却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增加，一百多年后，即达到了五万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负担全由国家“承包”，仅诸王府禄米的支出就占全国粮米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阶层成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经济、财政不胜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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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定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感喟与感悟。当时的欧洲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旋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