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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北方农村，成长在北方农村，一直用笔反映北方农村生活，对西沙生活没有任何积累，对处理战争题材没有任何经验，只凭着一个“大人物”派给的任务，就靠着临时采访的方法写起小说，这本身就是违反创作规律的。我这样做了，还扬扬得意地认为，自己积极地写了不熟悉而应当熟悉的生活，是及时地为“政治”服务了，是我所走“新”的创作道路的一个标志。实践证明，我这个创作活动为“四人帮”阴谋家服务了。所谓“新”路，正是旧路，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深入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以及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一个违背，是我对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正确道路的一个否定。“黑线专政论”、“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毒害，导致我的某些创作从为工农兵服务而变成为党内野心家服务，为阴谋文艺服务了，这个教训是多么沉痛！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制造争端、挑动派性，分裂了文艺队伍，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不堪回首的。就我个人的错误来检查，因那时运动的反复，我与本单位的几位作家伤了感情，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尽管我没有利用后来我自己的所谓得势的地位加害过任何一个作家，甚至没有对任何一级领导汇报过他们的情况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情况，但是在内心里我对他们有排斥情绪，不愿再到一起工作。我对他们遭受“四人帮”压制的痛苦没有切身体会，对他们不下乡、不写作品是受“四人帮”压制的结果没有认识，尤其对一些同志不下乡、不写作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抵制这一点，更不理解。所以在1974年以前，我在跟业余作者谈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带着感情说过，有些作家拿着高工资，不下乡、不写作品这些错误的话。我伤害了这些同志，我在这里道歉。1973年冬天文化局创评组搞所谓反“回潮”。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开始以后只参加半天会，进会场之前，文化局一位领导才在门口把会议的内容告诉我。我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凭过去的主观印象发言表态，支持这个会。我把这些同志遭到不合理的批判，看成是这些同志本身不好好地深入生活写东西而胡闹应受的处罚。我还从“重新组织队伍”这个错误观点出发，说市委能让这些同志回到创新岗位上来不简单，我让这些同志感市委的恩，不应当再给市委“惹祸”。我还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要离开创评组，搬到农村去。我以一个最“革命”、最“合格”的作家的神气“教训”别人，给那些受冤挨整的同志增加了精神压力。我要向这些同志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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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8）

1975年春天开始，随着我对叛徒江青这个人反感、憎恨萌起，对当时受“四人帮”摧残的农村生产，也有些不满意和担心。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华主席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我是从心里拥护的。10月里，根据我前一段的生活感受，写了中篇小说《三把火》。我想形象地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配合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以“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作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斗争核心。主人公杨国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土改以后当过干部的老同志，把他们团结起来，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稿子打印后要在《北京文艺》上连载，已到1976年春天。那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接着批判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我的《三把火》被揭发为是写“三项指示为纲”的，是宣扬“举逸民”，搞“复辟”的。当时我想不通，觉得用作品体现主席的精神没有错，可当时是有理没处讲的，不免又很紧张，怕被文化部抓了典型而遭到迫害。所以，第一次修改，也就是在《北京文艺》上连载的稿子，主要更动是消除“三项指示为纲”的痕迹，例如把女主人公访问、起用老干部的情节，改为访问“老贫农”等。在连载过程中，社会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的口号喊叫起来了，从市委有关部门到文化局各方面向我提出按这个口号修改作品的要求。特别是剧团要把它改成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调演，领导向我提出，全市只有这一个戏，参加汇演必须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只能搞成。搞成搞不成，关键在你协助。在当时那种压头盖顶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我从勉强到自愿、从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