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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人皆因此时入辽东。彼时花荣已为常胜军统领官，纵使不获战功，亦可家门富贵三世不坠，然而彼激于忠义，甘心自蹈虎狼之地，数载间七十余战，为国朝收取辽东四十三州立下大功，郭药师等辽国之人所以甘心南投我朝者，多因花荣为其言，史文恭、徐宁、栾廷玉等为其爪牙，是乃以数百之众，得辽东之地，国朝二百年来，武将之功有此之重乎？此汉班超定西域之功也，旌以节钺，不亦壮哉！”

说到这里，高强霍地转过身来，指着毛注冷笑道：“毛御史，若你与花荣易地相处，敢问能成此功否？能于敌国绝域数年而不忘忠义，终能成其大功归朝否？”

毛注气得浑身发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某，某，某自然有此忠义！”甭管事实上能不能做到，但嘴头上不输人，乃是言官的强项。

哪知高强却应声笑道：“然则毛御史亦知此为忠义，乃国士之风也，以节钺旌表其门，不亦宜乎？且辽东之土，汉人居半，辽东之兵，汉人四万，花荣为汉军之首，少说也得与郭药师分庭抗礼，若郭药师得节钺之封，花荣仅得一小将，其势何以服众？倘若军心不服生变，敢问毛御史能否平之？纵使能平，伤损亦重，与一节钺相较，孰重孰轻！”

毛注这才晓得上了高强的当，越发恼火，却再不敢轻易开口。他哪里晓得，此种当面辩论设置陷阱，抢夺话语权的手法，在现代的大学校园中曾经一度蔚然成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股辩论风，把许多大学生都训练成了此道高手。此时的士大夫们文才自然也是好的，却要细细揣摩斟酌字句方可，要有这般急智，那可就需要相当的训练了，高强小试牛刀，果然奏凯。这也是毛御史功底不够，若是面对前朝名臣如苏轼、王安石者，高强多半便要更加小心。

见小计得售，高强心中暗喜，转过来再辩其余三罪时，更是得心应手，将毛注奏劾之论驳得体无完肤。其实按照当时的惯例，御史言事纵使办不成铁案，也无大碍，只要人弄回来了，要怎么搓圆捏扁都不在话下，偏生高强先前就大段议论，把辽东的地位拔高，将宗泽等人的作为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草率从事了。

“……陛下，似此言事之风，本非台谏之罪，然而以无妄之罪易大臣，罔顾国家大计，却实非所宜。臣深思其中，实因御史言事只及宗法制度，不究实务所致，故而臣敢请陛下降旨，自今御史参职事官者，若查无实据，便以其所言之罪罪之，以惩妄言之罪！”

一听他又是这句话，石公弼亦按捺不住，出班道：“陛下，本朝台谏为重。得与宰相分庭抗礼者，皆以言者无罪之故，无非公议而已，实乃国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意，岂难道在高相公眼中，竟是奸佞渊薮？臣以为高相公此言罔顾祖宗家法，不知治道之所在，实不堪言。伏请陛下降旨责之。”

呼啦一大片，七八个台谏官员一起跪倒，磕头声响成一片，异口同声地都要赵佶降旨申斥高强，这叫做人海战术。也由不得他们不团结，高强这种奏议乃是危及台谏生存空间的，要是真的以此为定制，就为朝中官员提供了一件极为强力的反击武器，须知官场弄文之事，所有的官僚都是精通无比。那可不是台谏官的专长！如此一来，还叫谏官们怎么活？

赵佶见群情如此，一时也没了主张。他早已有心要将高强外任，是以对此次御史参劾宗泽一事，心下也是有些乐见其成的想法，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注、石公弼等人的眼光还是准的。然而事情闹得这么大，却是他所料不及，事先就连郑居中这样被他安插在尚书省的亲信，也没有传出半点风来，如今事情的焦点居然成了关于台谏的祖宗家法，他虽然贵为天子，却也不能擅加变更。

宋时的祖宗家法，到后来其实已经成为臣僚们钳制皇帝的一种工具，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逆。因此赵佶踌躇片刻，便要依言申斥高强，哪知他正要说话，臣僚班首转出一人，捧着笏板向上道：“陛下，臣有本奏。”

右相梁士杰！在何执中病故之后，梁士杰作为当朝唯一的宰相，在新任左相出炉之前，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臣僚之首，分量毋庸置疑。然而在这次波及到大半个朝廷的风波之中，梁士杰却由始至终置身事外，没有发表任何一点意见，颇有令人莫测高深之感。而今，他终于是开口了。

“陛下，臣掌中书有年，深感治国不易，须得面面俱到，不可偏废。适才高相公引范文正公，称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以为任事者须谨记，臣深以为然。”

此言一出，众御史皆是暗惊，难道说梁士杰在这场大风波中要站到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