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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玫骄�醚Р┦垦�皇�1995年前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前，他应该没有读过任何大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他有一个叫仰翱的二哥，在无锡办了一家精细化工厂。1989年9月，他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券，他就立刻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他自幼胆识过人，天性颇不安分，在浑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场上自然如鱼得水，成了第一代资本炒家。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聚集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坐庄。他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兴风作浪，很是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捭阖的运作本领。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1990年前后，因机缘凑巧，他结识了一个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许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仰融的邻县同乡，是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许文通。在这个圈子里，许文通人脉深厚，一时无二。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独有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却颇得许文通的欣赏。通过许文通，他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在这种交际中，他视野陡开，脱去了不少草莽气，因而也比圈子里的其他人有了更远大的前程。在许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他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已经江河日下，难以为继。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讨论国有企业的“生与死”。而在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仅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显然是条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在圈内人的引领下，他接触到了东北一家陷入困局的国有客车厂。

沈阳金杯客车厂是一家组建不久的工厂。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局内的50多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和部件工厂拼凑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龄的副局长赵希友出任厂长。赵希友虽已年近60岁，却是一个很活跃和有闯劲儿的改革家。金杯创建之初，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几乎一无是处。赵希友想到了发行股票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报道，金杯是东三省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赵希友的募资规模是1亿股，每股1元。为了融到资金，赵希友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跑到北京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引得好奇的媒体记者对这个新闻大加报道。不过，赵希友摆摊一天，也只卖出了2．7万股。就这样，从1988年底开始发行股票，历时1年有余，赵希友还剩一半股票在手上。

就在这个时候，仰融北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了焦头烂额的赵希友面前。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更让赵希友匪夷所思的是，他说：“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1991，他以原始股的价格买下了年7月22日4600万股记账式股票。这些股票被装在20个纸盒箱子里，从沈阳空运到了上海。在东湖宾馆7号楼的地下室里，他从上海财经大学雇来一个班的学生，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把它们一一填名过户。于是，他成了金杯的大股东。

华晨：“拯救者”的出局”　造车：打造“中华第一车”

在购股事宜完成后，仰融迅即赴美。在纽约，美林证券分析师汪康懋正翘首等待着他。在汪康懋的牵线下，第一波士顿证券公司答应做沈阳金杯上市的承销商。尽管汪康懋对沈阳金杯的落后状况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当时的企业现状是，金杯几乎没有什么优质资产，其主要出产的海狮客车每年只能卖出2000辆，有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时值日元狂涨，工厂的回笼资金还不够买零部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向以规范严格而著称。可是，在汪康懋、仰融两人的运作下，沈阳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过了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最终得以被批准上市，主要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对“中国概念”特别青睐。

在1年多时间的上市过程中，英语不太好的仰融其实只去了两次纽约，把美国方面的大部分事宜都交由汪康懋等人搞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国内资本的组合上。种种迹象表明，在进入金杯的时候，资历浅薄、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