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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江南已是鸟语花香，但是这塞外苦寒之地却依然看不到多少春天的气息，虽然冰雪确实已消融了，但是这身上的棉袄却也是早晚必备的装备，也只有正午的时候才敢脱去。

一列火车鸣着汽笛驶进了哈尔滨火车站，然后在站台上缓缓停了车，车厢里的乘客们迫不及待的拖着行李，向车门那边走去。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吴禄贞也带着几名随从扛着大包小包，跟着前头的乘客向车厢门口靠了过去，与乘客们一样，此时的吴禄贞已看不出军人的气质，一身笔挺的洋装，头戴黑色小礼帽，手里提着只公文包，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框的眼镜，一看就是出过洋留过学的新式文人，至于他的那几名随员，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打扮。

作为中枢政府正式任命的“东三省边务总办”，吴禄贞五天前就从关内赶到了沈阳，昨天从沈阳上车，沿着这条东清铁路南满支线赶往哈尔滨，本来昨天就应该抵达目的地的，但是由于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的一次越界军事演习，导致火车晚点，结果直到今天中午才赶到哈尔滨。

当然，此次赶来哈尔滨，吴禄贞并不是以“东三省边务总办”的身份过来的，他是以“中华防疫委员会”特别调查员的身份赶到哈尔滨的，“特别调查员”，这是一个掩护，毕竟，现在的哈尔滨是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在目前这种国际局势之下，吴总办确实不宜在哈尔滨公开露面，现在中枢的外交战略是“联俄拒日”，沙皇俄国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现在还是值得“团结”的，日本才是最危险的邻居。

所谓“中华防疫委员会”，表面看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团体，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由民国政府官员充任，而且也得到了民国财政部的拨款支持，所以，这个民间团体带有很强烈的官方色彩。

“中华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11年年底，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组织，除了民国总统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之外，其成立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那场爆发于一年半之前的瘟疫。

1910年末至1911年初，在中国的东三省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引起瘟疫的罪魁祸首是鼠疫杆菌，准确的讲，是肺鼠疫。疫情最先发现于东三省北部俄国控制区，俄国迅速采取措施将病人隔离，并将大批中国劳工驱赶到东三省南部地区，也正因此，疫情迅速向整个东三省地区蔓延，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赵北以他那一贯的雷厉风行迅速制订出了应对措施，在总统的亲自策划下，一个防疫委员会迅速成立，并任命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归国华侨伍连德先生为该防疫委员会委员长，由伍连德先生亲自点将，将国内最为优秀的防疫专家与医学专家集中起来，冒着巨大风险亲往疫区控制疫情。

当时的国际医学界主流观点是鼠疫只通过跳蚤传播，可是伍连德先生在经过仔细分析病菌样本以及救治病人之后，却发现传播病菌的不是跳蚤，而是病人呼出的带菌空气，这是“肺鼠疫”，但是伍连德先生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重视，只有总统先生给了他绝对的信任与支持，正是在总统先生的全力支持之下，伍连德先生才得以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并最终在两个月之内完全控制住了疫情，次年开春之后，这场瘟疫就基本结束了。

也正是由于在此次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伍连德先生和他的防疫团队受到了国人乃至世界医学界的重视与推崇，因此，这场瘟疫过去之后，防疫委员会没有解散，而是继续在东三省开展工作，直到去年底正式改组为“中华防疫委员会”，与内政部辖下的卫生防疫司一起主持全国卫生防疫工作。

虽然东三省地区的疫情结束已经差不多一年了，但是考虑到当地信息的闭塞，以及东蒙草原疫区地广人稀的特点，无论是民国的中枢政府还是俄国、日本殖民当局，都对防疫委员会派人到各地巡查的举动非常欢迎，毕竟，在病菌眼里，人类都是一样的，不分种族，不分国家，卫生防疫绝不仅仅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这种现状方便了吴禄贞的行动，而且他的行动也取得了防疫委员会的支持，他的那个“特别调查员”的身份证明就是伍连德委员长亲自签发的，含金量十足，为了不露马脚，吴禄贞甚至专门弄来几本医学书籍，给自己充了充电，而且，他的一名随员的皮箱里还装着一架显微镜。

当然，这些都只是作为身份的掩护而已，吴禄贞毕竟是一名军人，他的职业是研究如何打仗杀人，这救死扶伤的工作却与他的本职工作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