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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抗性的，如共产党政权与其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是非对坑性矛盾，是正常的并且可以协商解决的，如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在这个框架内，他希望在其“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健康而有节制的阶级斗争贯彻发展生产力的改策。和延安时期一样，这一辩证过程先是号召人们发表意见，然后针对意见讨论并解决问题。1957　年党和政府不断邀请外界发表意见。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们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集权主义政体及其思想、目标和方法的不满．）意见之多，言辞之激烈，震惊了党中央。这些意见受到严厉的压制。在运动中提出批评的人不久均被迫公开检讨，并互相揭发批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如何控制负责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组织。工农业生产双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可以见到新修的马路、工厂、城市、堤坝和新开的湖泊、山林，农作物也欣欣向荣。全国6　。　5　亿人民动员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劳动强度和合作规模建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党需要几百万积极分子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大多都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很可能有4　/　5　的党员不到高中学历，刚从党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很容易陷入“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或“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不是通过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农民群众的工作。干部们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灌输，但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开展工作所必需的聪明才智却比较困难，更不用说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影响了干群关系的腐败现象和虚报产量的做法了。农业集体化在推行过程中其实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农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干部空头许诺的误导。

为避免“脱离群众”；　1957　年4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纠正党员干部不良工作作风的思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向知识分子征求意见的运动。1957　年年中，这两项活动汇合成了一场“反右”洪流。“反右”运动最终发展成对中国大约50　到75　万本已很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打击。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灾难。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即把教师、学生、城市干部与公务员遣送到农村，让他们和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以避免脱离群众，同时帮助农业生产。从此时起，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开始造成一系列灾难。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1957　年9　月中共中央开会时，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有力地控制了经济，各级党委开始负责经济决策。形式主义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生产。集体化实际上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农业陷入了停滞的困境。1952　年到1957　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30　％　，但是政府征集到的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增加农业税收以发展工业的苏联模式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在1958　年做出“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它能推动现代工业和乡村农业这两个各具特色而又互相联系的部门的发展。在农村往往动员群众以充分开发潜在的劳动力。首先，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控制洪涝灾害，开发荒地；其次，投人更多的人力以提高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第三，就地取材，发展小型农村工业。党希望利用中国人口多的优势，在尽量不依靠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的农产品可以增加外贸出口换取资金，也可以作为原料进一步投资于工业建设。

“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与劳动力的过剩，把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转变成经济成果、新思想能解放未经开发的人力资源等观点付诸实践。由于经济学专家已经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下放的厄运，各地浮夸的“大跃进”目标并非由经济学家制定，而是由干部们在竞相攀比中推出的。各地因陋就简发展小型工业的著名例子是让每家农户在后院架起小锅炉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随着运动的深人，经济部门出现了规划、管理不断分散的倾向。中央统计局被分成小块，成了地区统计局。根据未受专业培训的地方积极分子所提供的统计报表，统计局宣布1958　年一年中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领导层陶醉在自己做出的报告之中。中共中央拿到国外进行宣传的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不得不在1959　年夏末很不光彩地收了回去。

“大跃进”的后果一言难尽。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