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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寻求信贷的企业家不总是遇到清理债务的情况。有两个原因，实际上还可以加上其他原因，这些其他原因可以描述为我们所说的基本要素的结果，或者说是偶然的，或者说是外界产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次要的、非本质的、附属的。第一个原因，在出现繁荣的工业所获得的成功的激励下，如果涌现出许多新的企业，以至于在充分发挥作用时，他们将生产大量的产品，通过价格下降，成本上升——即使在我们所讨论的产业服从所谓的收益递减规律的情况下，这种上升和下降也还会出现——这些大量的产品将消除企业家的利润，然后，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冲力就会耗尽。

实际上，即使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消除利润也只是近似地消除，并且这个过程既不排除还存在某些利润，也不排除损失的立即出现。限制企业家在其他产业出现，以及限制发展的次级波所产生的现象，这些可以类似地加以确定。当达到了限制，这种繁荣的冲击力就耗尽了。第二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新的繁荣不直接随之而来：因为企业家团体的行为同时改变了经济系统的情况，打破了均衡。这样，在经济系统内开始了一种显然是不规则的运动，我们把它想象是朝着一种新均衡状态的斗争。这样，一般就不可能进行精确计算，尤其是对于规划新的企业。

实际上，只有后一要素——产生于繁荣的新创造而特有的不确定性——常常可以立即观察到，首先提到的那个限制大都只是表现在个别方面。然而，他们两者，第一，被许多个人所预料的应运而生的现象弄得含糊不清。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感觉到紧张；某些人更灵敏地感觉到成本及其他要素的上涨，比如在许多老企业中就是这样，从而他们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反应确实太迟了，但当时，他们的反应的确是非常恐慌的，尤其是弱者。第二，他们因偶然发生的事件而弄得含糊不清，这些事件总是会出现，但它们是从繁荣所产生的以前从没有过的不确定性中获得其重要性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经验的人，几乎在每一次危机中，都认为他能引证偶然事件，例如，把不利的政治谣传作为原因；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在实际中推动力常常产生于这些。第三，他们被来自外界的干涉行为弄得模糊不清，通常，干涉行为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对这根缰绳的有意识的拉动。 。。

商业周期（12）

如果读者通过所说的内容进行思考，并且基于实际资料或者基于任何有关危机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的论述加以检验，那么他必定会明白繁荣（正被解释的）是如何从自身创造一种客观的状态，这种客观状态，即使忽略所有附带的和偶然的因素，也会结束繁荣，很容易地导致危机，必然产生萧条，从而导致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和没有发展的状态。这种萧条，我们称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以危机的爆发为特征的一系列事件——恐慌、信用制度的崩溃、破产的扩散以及更进一步的结果——我们称为“清理的不正常过程”。为了完成和重复某些观点，现在我们对这个过程有几点要说明，但这只是对正常过程而言，因为不正常过程不能表现任何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的论述直接导致了对萧条时期主要和次要特征的理解，现在这些特征成为一种单项因果联系的组成部分。繁荣本身必然导致许多行业亏损，导致除通货膨胀之外的价格下降。此外，通过信用收缩引起通货紧缩——这是在事件发展进程中不断增加的处于次级的现象。进一步说，资本投资和企业家活动的减少，因而，生产生产资料的工厂停滞，斯皮托夫指数（钢铁消费）以及类似指标的下降，比如美国钢铁公司未满额的订单，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随着对生产资料需求的下降，利率——如果消除了风险系数——以及就业量也会下降。随着货币收入的下降（这种下降从原因上可以追溯到通货紧缩），即使这种需求会因破产等等而又增加，但对所有其他商品的需求最终还是会下降，这样，这个过程就渗透到整个经济系统。萧条的情景就完成了。

然而，有两个原因阻止这些特征按照它们在因果关系中的地位按时间顺序出现。第一个原因是这一事实：这些特征不仅被个人行为所预料，而且以极不对等的程度被预料。这尤其发生在专业投机占据重要地位的市场上。这样，股票市场在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很久，有时就已表现出投机的初期的危机，于是克服这个危机，并为进一步向前运动创造空间，这都仍然属于同一个繁荣时期（1873年和1907年）。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更重要。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