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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战争及其造成的破坏，与欧洲30　年战争（1618　一1648　年）那种有组织的烧杀劫掠相比，只是小巫而已。不管怎么说，明朝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极为稳定，以至于在清兵人关后的267　年（1644一1911　年）间几无大的变更。可以说，中国在满清两三百年间是循着传统格局向前发展的。

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历史事实。此时的欧洲风起云涌，正席卷整个世界，而中国对此却茫然无知而完全置身局外，乃至进入19　世纪时，不仅在物质文明和工艺技术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都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亚长期稳定的局面带来的只是落后与贫穷，与欧洲相比不免相形见细。不过这并不表明明清两代便是历史的倒退，此间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否认。如果能更好地了解这几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应能发现不少的革新和发展。中国社会远非停滞不前，不过与西方相比其步伐较慢，程度较浅罢了。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造成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西方人自19　世纪起信奉的是进步的理想，而明清时的中国人却唯恐越过古人的雷池一步。

对汉、唐、宋的推崇同时也加剧了汉人对蒙古人的深恶痛绝。而这种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这种心态到后来逐渐发展为对中国以外任何事物的漠然态度。在逃避外界的同时，中国人日益“内转”，本国事务成了他们注意力的焦点。宋时好古的艺术风气和史学研究的兴起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从此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心态操纵了中国与外界交往时的做法，使之面对外界的刺激时，无论在思想上或心理上都无动于衷。这种心态与现代民族主义颇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宣扬本民族的特色与优越，是因为他们碑醉怕受到别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故而民族主义是竞争精神和危机感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思想通常由是同一文化圈子内的亚文化集团（尤其是某一方言集团）提出并以此来与其他亚文化集团相抗衡。像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各民族国家的兴起便是一个例子。与之相反，中国从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他们也许担心被异族征服，但从未想到过他们的文化会被外族文化所同化。因此，中国的仇外思想是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它在军事上弱于那些“化外之民”；　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朝上国”而非亚文化集团做出回应。基于这些异同之处，我们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为“文化中心主义”，以此说明在中国人看来，构成“我”与“他者”之区别单位的是文化而非一种文化之下的国家。

造成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一直都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之下：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具有一种惊人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并非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中国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东、云南、中亚或西北地区，快马也要走一个月，其幅员之广超过了欧洲。所以，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方面人手，从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来加以解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如果罗马帝国未曾灭亡而各民族国家亦未在欧洲出现，大致便是中国这种情形。总而言之，明清两代时的中国文化与政治结为了一体，这使得中国统治者对外来事物抱有一种冷漠、有时甚至是憎恶的态度，而“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二、明代的统治

明朝的建立

元朝皇族内部的争权夺位进一步加速了元朝的衰亡：1333　年后北方连续15年发生饥荒，紧接着黄河又泛滥成灾，饥荒和水灾耗尽了国库的储粮。到了14　世纪4O　年代，几乎各省都爆发了起义。1351　年至1353　年，几大起义领袖开始为争夺“天命”的归属而一争雌雄。有的人自称为宋室后裔，有的人则利用宗教预言自称为弥勒（未来佛）转世，其余人也利用秘密会社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该组织源出12　世纪早期的天台宗佛教。白莲教和其他反杭朝廷的组织一样，不得不秘密进行活动。

朱元璋（1328　一1398　年）是最后的胜利者。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