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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第1章乱自何来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对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

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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