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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常是根据他们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他们就能在下一个繁荣时期以有利的条件进行清算，或者发现根本没有清算的必要——这在占有优势的繁荣时代尤为重要，并且挽救了许多实际上不能适应生存的厂商，使他们与其他适应者一样生存下来。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延缓或者阻碍了到达稳定、均衡状态的过程。

经济生活趋于托拉斯化，这在大型联合企业内部以及它们的外部，形成了永久的并且是连续的失调；因为，如果在所有的生产部门都存在自由竞争，那么，实际上这只能是完全均衡了。此外，由于某些厂商，尤其是老厂商，他们有一定的财政力量，所以调整并不总是十分迫切的，它也不是与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外界还有一种做法，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厂商或者整个工业，例如政府补助金，它的发放基于这样一种善意的或者说虚假的假设，即困难只是暂时的，且困难是由外界环境造成的。

在萧条时期，常常也有对实行保护关税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与老企业的财政力量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还存在机遇因素——例如出现在关键时刻的好收成。最后，萧条过程中的非正常情况有时候会产生过渡补偿的影响。例如，如果一种未经证实的恐慌不恰当地贬低了某家企业的股票，因而开始了一种纠正性的上升运动，那么这种上升运动就可能反过来进行得过于激烈，以一种不相称的高价维持该股票行情，并可能导致小规模的虚假繁荣，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持续下去，直到出现真实的繁荣。

商业周期（16）

当然，最终达到的状态决不会与一个没有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情景完全一致，在这种理论情景中将不再有利息形式的收入。相对短暂的萧条时期独自阻止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总会出现接近无发展状况的现象，而且这种状况，由于相对稳定，可能又是实施新组合的起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的理论，在两个繁荣之间必定会存在一个吸收过程，它最终会到达接近均衡的位置，而产生均衡就是它的功能。这对于我们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这种中间状态确实存在，并且对其解释是每一种周期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因为只有证明了这种周期性的准均衡状态的必要性，我们才完成了我们的论证。因为我们从这个状态出发，而发展的波动首先就是从这里产生——不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否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过。我们甚至可以仅仅假设一种初始的“静止”状态，以清楚地突出波动的性质。但就我们用来解释现象本质的这个理论而言，仅仅说商业周期的波谷事实上是跟随着每一个波峰，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它是必然的——这不能被简单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这个事实而代替对它的证明。由此，一定量的学究行为在这部分似乎还是需要的。

第二，除了对刚刚引起我们注意的创新的消化，萧条时期还有其他一些作用，这种作用确实不如那些它得以获得名气的现象那样重要：它完成了繁荣所容许的情况。同时这种影响是持续的，而让人感到不愉快的现象是暂时的。商品流被充实或者说被丰富，生产被部分地重组，生产成本被缩减，起初作为企业家利润出现的东西最终增加了其他阶层永久性的真实收入。

尽管这些作用一开始就遇到各种障碍，但由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却被这个事实证实了，即正常过程的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像渗透于其中的情绪将使人产生怀疑那么沉闷。除了这个事实，即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通常几乎不被干扰，于是，在多数情况下，总交易的实物数量只是微微下降。萧条造成的荒废残迹这个流行的概念是如何被夸大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任何对危机的官方调查来表明。尽管周期运动，它在繁荣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在萧条时期出现的通货紧缩，必然特别强烈地以货币形式表现，但这不仅适用于根据商品作的分析，而且适用于根据货币作的分析。与平均年份数字相比，总收入在繁荣时期的上升以及在萧条时期的下降，不会超过8％到12％；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参考米切尔的论述）。

在美国，发展的强度可能比在欧洲使这个波动更加显著。阿弗达农已经表明，萧条时期价格的下跌，平均上只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并且真正大的波动是在个别物品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它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所有大规模的一般性的运动，比如战后时期，这些同样可以说明。当那些事件（恐慌、破产的蔓延等等）的非正常过程且不断变弱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不可预测危险的焦虑都消失的时候，公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