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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距离中国传统新年已是不远了，再过十几天就是除夕，按照传统，这应该是中国人家族团聚的时候，就连远在南洋的华侨也都到了归乡的时候，而且往往会在家乡呆到立春之后才赶回南洋继续做工。

但是，作为外务总长，唐绍仪现在却不能赶回广东去与族人相聚，这原因也不复杂，就是工作太忙，政务繁重，外务部可不比其它部门，与外务部打交道的多半都是洋人和外国政府，各国习俗不同，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春节是农业社会的习俗，不符合工业社会的要求，因此，外国人也通常不会特别的理解中国新年的意义，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各国使节仍在前后脚的往唐绍仪办公室里蹭，外国客人来了，还有事情拜托，唐绍仪总不能告诉对方“我要回乡过年”吧，所以，他也只能打起精神值班，只是希望各国使节能够在除夕那一天不来打搅他与家人的团聚。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外国使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确实比较多，一方面是关于远东和平委员会的改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协约国对俄国革命的军事干涉行动，这两件事都离不开外务部，唐绍仪也只能挑起这个担子，为中枢分忧，为总统分忧。

现在，唐绍仪就是奉总统命令前往火车站去接一位身份很特殊的客人的，这位客人名叫卡拉汉，是一名俄国人，而且不是普通的俄国人，他实际上是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全权外交代表，赶来中国是来与中国总统先生举行高级别面对面的会谈的。

卡拉汉这一路过来，可是非常辛苦，他是从彼得格勒出发的，先坐火车赶去前线鄂木斯克，在炮火中辗转赶去中亚，然后再由中亚赶往波斯，之后想办法进入英国殖民地印度，再从印度坐船赶去南洋，并由法国殖民地越南登陆，然后坐火车一路向北，进入中国广西，接着再从广西出发，坐火车赶去广东，并由广州转车北行北京，几乎是绕了小半个地球才来到中国，来到北京。

卡拉汉是在中俄外交代表彼得格勒第一轮会谈结束之后出发的，而现在，中俄之间的第五轮外交会谈已经在彼得格勒结束，他才赶到北京，这期间他一直在路上奔波，跟随他的随从也从十五人锐减到了九人，其他人不是半路折回就是病倒在异国他乡，这样一支虔诚的外交使团，唐绍仪当然应该亲自赶去火车站迎接。

本来，总统是打算亲自赶去火车站迎接的，但是唐绍仪却劝总统打消了这个念头，唐绍仪的理由也非常充分，那就是不能让协约国产生“错觉”，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政府进行外交承认，如果中国总统先生接见苏俄外交特使的消息传扬出去的话，恐怕会招致英国、美国等国的抗议，毕竟，总统先生现在还将那位代表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特使当作贵宾招待，在这种背景下，总统怎么能够同时接见另一个宣称代表俄国人民利益的政权的外交代表呢？这样做，不是承认两个俄国并存么？这是在分裂俄罗斯！就算协约国不怒，那位俄国的摄政大臣阁下也会愤怒起来的，而一旦一个神棍发起疯来，谁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或许会一头倒向日本也说不定呢。

所以，最终还是由唐绍仪赶去迎接那位苏俄外交特使，而且出于保密起见，唐绍仪也是轻车简从，不过就是带了两辆内政部的轿车，一辆唐绍仪坐，另一辆他的保镖坐，除此之外，跟随唐绍仪行动的随从只有一名俄语翻译，以及那位外交明星顾维钧。

相应的，那位苏俄外交特使也是行事低调，公开的身份是一名流亡到中国的俄国商人，他的随从人员也都在广州更换了相关的证件，即使唐绍仪接见他们的消息传扬出去，旁人也只会认为唐总长是在接见一批俄国实业家，而不是赤色俄国的外交代表。

这样一来，当唐绍仪带着随从赶到北京大前门火车站的时候，他不得不费了番周折才与那位苏俄外交特使卡拉汉先生接上头，这多少使唐绍仪想起了当年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组织秘密会面时的景象，虽然他本人确实也没亲眼见过，不过既然常与谭人凤、杨王鹏说话，那么他对革命党人从事秘密活动时的那一套手法也就不算陌生。

实际上，同盟会、光复会的秘密活动方式除了继承了一些中国会党的习惯之外，同时也向当年流亡东京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学习了一些技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卡拉汉应该对这种秘密接头方式也不陌生。

堂堂外务总长也干起了秘密接头的勾当，而且还是在自己国家的首都